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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结构建筑构成的城市高密度街区，一场席卷几乎整个街区的火灾，全面检验了从建筑单体防火、街区尺度防控到城市层面的紧急响应和协同救援的多尺度全链条消防防灾体系，对我国高密度街区众多的城市影响尤为深远。除持续提升消防装备与救援能力外，更应重视火灾中暴露出的蔓延危险性、空间连续性和功能连续性的结构性耦合短板，这应成为今后灾难性街区火灾风险识别的重点。在此种灾害情景下，街区尺度的消防栓、消防登高场地乃至消防扑救面构成的消防联动控制系统能力评估及相应布局改进策略是当前城市更新中亟需解决的技术问题。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安全与防灾规划专业委员会，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25年11月26日下午2时51分，香港大埔区宏福苑发生1948年以来最严重火灾，火场涉及7栋32层超过42年有效期的高层住宅。事发时该街区8栋建筑均在进行为期超过一年的不停业室外维修，截至11月28日凌晨5点，已造成死者达94人（包括1名消防人员），伤者78名（12人危殆、28人严重、16人稳定、22人出院），这中间还包括11名消防人员，且仍有愈250人失联的惨重悲剧[1]。火灾超过24小时后，火势已被控制在1984套住宅单位中的其中4个。
2016年，习提出了新时代防灾减灾救灾思想，开启了统筹安全与发展国家战略的新局面，提升城市韧性已成为推动高水平发展的重点任务，作为韧性城市核心基础的城市安全与防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大埔火灾的惨痛教训促使我们一定要从规划视角快速反馈、汲取经验，以应对日益严峻复杂的挑战。
综合目前报道，香港在此次火灾中展现出高效的救灾响应效率与清晰的时序和空间秩序。香港消防处4小时内将火警升到5级，出动超过200辆消防车、57辆救护车和1200名消防救护人员，动用11条消防喉及8架旋转台钢梯车展开全面救援。26支队伍处置市民求助，启动重大事故控制中心，统筹及协调9间公立医院急症室，急症室及深切治疗科、烧伤科等部门医护人员全力以赴投入救援，2间医院派员负责现场伤者分流及紧急治理，另有2间医院烧伤中心及1家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也随时准备接收伤者。
1000名警务人员协调居民疏散、救援及紧急支援，房屋、民政、基层医疗及社福、教育等多部门紧密协作安排过渡性房屋、中转屋或临时收容中心及交通接驳，开设9处临时庇护中心（到当晚9:30，使用人数约900人），配套庇护中心和救援医院设立医疗站和综合援助站，协调超过250位医生和超过250位其他医护专业技术人员全天处理基本医疗评估和转介服务、处理轻微创伤、处方药物以及心理支援等非紧急医疗需求，派出教育心理学家及大埔区学校发展组人员为受影响学生提供适切支援，调遣社工、临床心理学家和专业支援人员为受影响居民提供福利协助，医务社工为伤者及相关家属提供情绪支援。
脚手架、保护幕、保护网、防水油布、塑胶帆布及发泡胶等材料被有关报道中引用的专业技术人员分析中显示潜在的耐火（阻燃）性能问题，在火灾大尺度蔓延和加重伤亡方面可能有不可忽视的角色。从此次火灾火警级别提升情况看，半小时左右火灾从单个建筑火灾发展到街区尺度，建筑灭火系统构成的消防屏障被快速突破，街区设定火灾次数下的消防设施救援能力很快达到极限，消防处动员了超过总量30%的消防车、12%的消防人员。从建筑内部到街区再到城市尺度的火灾紧急处置、避难、救助及安置，以及消防能力建设都受到了严峻挑战。消防联动控制系统从灭火设备、给水系统、消防栓、消防站都陷入严苛的检验，这些城市安全与防灾系统的关键构成是城市规划中的重点内容，已经初步展开在火灾现场，促使我们有机会打破防灾常规，在没有专业评估和鉴定信息之前，第一时间提供规划与防灾结合时的视界与认知。
消防处的火警升级过程在印证，本次火灾呈现出火势在极短时间内突破单栋建筑的物理边界，迅速扩展至街区尺度的罕见演化特征。火场可能由最初的某一栋楼的火灾，因房屋间距、气象条件可能外加外墙维修施工材料的空间分布性，导致火势的快速外卷，突破建筑火灾消防屏障，迅速向相邻楼栋扩展，形成建筑群火灾特征的街区性火场。
本次受灾范围有元洲仔里—广宏街—大埔公路所围合的街区单元，依据公开卫星影像与开放地理信息，初步测算用地面积约为2.8-2.9公顷，容积率在3.6-3.8左右，塔式高层楼宇呈序列式布置，楼栋间距有限且公共空间高度集中，使街区从空间结构上有着非常明显连续性与高度暴露性，属典型中等规模高密度住宅街区。因此，理解此次火灾的致灾机理与损失机制，不应局限于单栋建筑，应拓展至街区尺度的空间组织与系统运行分析，助力典型街区火灾的解释框架构建。
本次火势加快速度进行发展形成街区火灾，与其在街区层面形成的由规划形态与临时施工结构叠加构成的蔓延危险性、空间与功能连续性的强耦合空间结构特征是分不开的。
街区形态体现了在高密度土地约束下采用高层群组提升居住容量的典型逻辑，使楼栋高密度、等距排列，构成紧凑的整体化空间单元。建筑立面、平台空间、功能转换架空层系统与公共区域共同构成高度连续的街区空间界面，形成天然的空间连续性，当有脚手架、防护网、帆布等维修施工结构提供耐火性不规范材料空间分布场景时，使热辐射、飞火与火焰外卷在楼栋间更易迅速横向跃迁、跨界传播，形成了“失控性”的火灾立体连续性蔓延。典型“街区尺度火场”的形成，单栋建筑防火功能失效是起因，而街区空间组织与临时施工结构叠加构成的强耦合空间引致了系统性的极端不利后果。
宏福苑救援受阻、损失严重的另一层面可能在于街区内部形成了高依赖度、低冗余的功能连续性。该街区虽由道路清晰围合，但内部道路尺度与平台空间主要是根据生活通与居民日常需要构成，所表现出的内部交通组织、消防可达性、垂直疏散体系与平台公共功能在空间分布和时间运作上也高度重叠，在街区尺度火场救援与逃生时反而受到制约，暴露出这类设计对灾难性场景缺乏冗余机制的致命弱点。
分析由此形成的功能连续性，即表现为当火势跨越多栋建筑后，街区内部道路偏窄、缺乏独立消防通道与多点可安全灭火登高空间及可实施扑救操作面，使消防力量实施多线灭火效能严重不足；而高层建筑依赖单一垂直逃生系统，在缺乏避难层或跨楼栋多维连通空间的情况下，使居民急速暴露于烟火的风险大增，再叠加平台与社区功能空间在临近楼栋多处发生火灾下直面危险突显，加之此类开放或半开放公共空间防火分区措施不到位，紧急逃生和转移避险作用大受限制，使街区整体在灭火与疏散上陷入被动态势。
建筑防火设计、街区消防设施配置的传统模式，在街区尺度火灾的蔓延危险性、空间连续性与功能连续性三者形成空间结构性强耦合时，系统性不足的结构脆弱性缺陷充分暴露，并具备极强的放大级联效应，高密度是存在这种火灾风险街区的典型空间形态特征。
据香港消防处，火灾发生后约9分钟火警升为三级，此后不到4小时升为最高五级。香港火警分为五级，最高可升级为灾难警报，依据火势蔓延程度、被困人数、现场危害性及需要动员的消防力量决定。本次火灾出动超过200辆消防车、1200名消防救护人员，动用11条消防喉及8架旋转台钢梯车救援，超过20小时候仍有残火持续。受火建筑32层，高度接近100米，也给灭火救援和人员疏散带来挑战，据楼宇销售信息，老年人比例超过36%，进一步加剧了安全疏散的考验。
现有报道显示，受灾建筑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属于典型的现代结构及形式，耐火性能好，在国内也是最常见的建筑类型。对于高层建筑，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往往都是防火标准最严的，此次发生的火灾可能是二战以来香港人员死亡最严重的现代建筑结构群火灾，灾难发生发展机理和特大人员受伤或死亡原因更加值得反思。
我国城市是世界上18层以上高层建筑最多的国家，5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面积超过100亿平方米，许多高密度街区在空间与功能的空间结构组织上，已呈现出类似香港这种类型的连续性与耦合特征。同时，随着房子使用年限的增长，在以城市更新为主要特征的城镇化稳定发展阶段，遭遇高密度街区火灾的几率会慢慢的高。高层建筑楼层多、功能复杂、设备繁多、可燃因素多，造成了更大的火灾危险。同时，高层建筑的楼梯井、电梯井、管道井等竖向通道在火灾时易形成烟囱效应，使烟火和高温气体以极快速度向上蔓延，形成建筑内部空间火灾“由点到面”的快速空间立体演化过程。
高层建筑的人员疏散困难，消防救援也面临极大挑战。尽管我国规范从2005年开始在《高层民用建筑规划设计防火规范》中有了设置避难层（间）规定，以扮演垂直方向上“安全中转站”角色，后续整合形成统一的《建筑规划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及标准改革中研编《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时得到了继承，并逐渐由“宜”强化为“应”，但我国基本借鉴和延续了建筑高度超过100米的高层民用建筑实行更加严格消防安全管理的理念，而高层民用建筑高度在80-99米（24-32层）绝大多数都是各地高密度街区的常态，一旦形成建筑群火灾，逃生救援实施受限更多，此类街区成为火灾逃生疏散最困难的地区。
从高密度街区的高层建筑群体来看，火灾蔓延主要是通过热辐射、飞火与火焰非间接接触等物理途径实现，由于建筑间距不足、建筑几何形态不利，叠加建筑材料燃烧性能控制不当等坏因，在风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极易形成动态、连锁、跳跃式蔓延的街区空间建筑之间火灾“由点到面”灾难性蔓延演化过程。高密度街区火灾因街区人员、承灾体和财富的高度集聚，表现出突出的级联效应、规模效应和放大效应，火灾损失巨大，对其火灾风险防控和救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类似本次香港火灾高层建筑经历长时间高温过火后，混凝土结构及钢筋损伤严重，建筑内部不一样的区域火灾温度的变化和差异，也导致了其相应部位结构构件遭受不同程度的损伤，整个建筑结构的安全性能一下子就下降。如此规模和维持的时间火灾的后续损伤检测、鉴定评估和加固改造，因其火场强度高和分布复杂性，会面临评估准确性、加固技术相容性、结构受力体系复杂性等多方面的严峻挑战。
城市特大火灾防控核心在于把握两个尺度“由点到面”的蔓延机理，争分夺秒针对性施加控制措施。首要源头初起灭火是最根本措施，而“由点到面”的火灾控制本质上是一个空间灭火与火灾蔓延进行的时间赛跑。
一般来说，火灾发展过程可分为初起、发展、猛烈、下降和熄灭五个阶段，《城市消防规划规范》在考虑15min消防时间分配基础上，确定了由接到指令出动1min和行车到场4min构成的5min时间作为消防站空间布局的准则，旨在初起阶段实施火灾控制，有利于控制和扑灭火灾。相应建筑防火规范中，通过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划分设置防火分区和防烟分区，分区之间采取隔离措施以在一段时间内从空间上遏制火灾向建筑其余部分蔓延。
针对建筑之间火灾蔓延管控，我国《建筑防火通用规范》依据建筑物的耐火等级、建筑高度、使用功能、火灾危险性等因素，通过设置防火间距的方式（必要时可采取防爆/火墙等措施）防止着火建筑在一段时间内引燃相邻建筑，在火灾初期通过及时灭火掐灭“点”的发展形态趋势，在火灾发展过程中通过设定时间和条件下有效的防火分隔来控制“面”的蔓延，最终将灾难限制在最小范围，形成遏制火灾“由点到面”逐步发展的空间措施。
城市的登高灭火能力通常是有限的，据报道，香港消防处的登高消防车灭火高度只有20米左右，旋转台钢梯车只有50多米，在我国由于造价高，大多城市数量很少。据报道，登高达100m的云梯消防车全国只有40辆。因此，超过18层的高层建筑一旦内部灭火效能不彰，体内蔓延通常难以控制。但是，当高层建筑火灾一旦在体内蔓延难以遏制，城市市政给水压力难以支持进行更高层空间的灭火，若登高消防车或云梯消防车能力受限，再遭遇不利气象条件，按照基于一段时间控制引燃相邻建筑规定的防火间距被突破的风险急剧增大。我国《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规定的防火隔离带是针对街区之间的，而高密度街区建筑之间往往采取了更接近规范界限值的做法，分析到此，街区火灾已厄运临头。
高密度城市街区布局因各种坏因的存在会大大加重面临的火灾风险与逃生救援挑战，而对火灾致灾因素、蔓延因素进行严格管控和治理的要求，及加大适用消防救援装备配置的需求，都将对城市稳定发展阶段的运行与管理形成慢慢的变大的压力。
城市防灾是一个复杂系统，由从建筑、街区到城市、区域等不同尺度的孕灾（建筑）环境，灾害防御（消防）-应急保障（供水、供电、通信）-应急服务（庇护中心、救护医院、援助站）等防灾设施、应急响应系统及管制体系等多个相互关联的子系统构成，其运行在空间与层级上相互支撑、相互制约、相互级联，紧密互动，任何环节或节点的局部短板都可能在灾害场景中触发连锁效应，被迅速放大为整体性效能衰减甚至失效的风险。本次灾害中，蔓延、空间与功能连续性的强耦合脆弱性导致的疏散救援效能下降、50-100m的高台灭火能力局限、高密度街区作业面严重不足、登高场地不足等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短板成为火灾控制不利和持续蔓延的因素，具有非常明显的“短板放大器”效应。
因此，从复杂系统视角分析城市防灾，有助于识别隐性的脆弱节点，理解灾害由点及面的放大机制，并为提升城市韧性提供系统化路径。
城市防灾系统具有非线性、动态性和涌现性等复杂系统特征，而系统内各组件高度互联，其韧性不仅取决于单个要素，更取决于组件之间的互动方式。当基层环节的漏洞无法被上层治理结构及时纠偏，便可能在灾时暴露为关键弱点，形成“短板”。对于城市在防灾设施与空间资源方面存在冗余不足与容错能力偏低情形，局部故障若发生，往往会沿系统网络迅速扩散。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城市防灾不能停留在“孤立整改”层面，需转向“系统治理”，从整体视角识别、治理跨系统、跨空间尺度的脆弱节点。
本次火灾充分暴露了空间短板与系统短板叠加耦合形成“短板效应放大链条”。空间上，维修工程形成的“全包围”施工状态，使脚手架、防护网等材料在外墙之间形成连续可燃界面，明显降低了火灾扩散的空间阈值，而火灾扩展到街区尺度，大大影响了消防扑救作业面和登高场地运用；机制层面，监管不到位、施工材料检验流于形式以及施工未分期安排，使风险长期暴露而未得到一定效果化解。
与之对照，伦敦格兰菲尔大厦火灾同样体现了“短板放大器”效应：外墙可燃包层导致火势迅速垂直蔓延，而真正显著放大灾害的是系统层级的失效，包括建筑法规的执行缺失、居民被指导采取的“原地不动”策略等，使局部火情升级为整栋灾难。此外，2023年北京长峰医院火灾则展示了另一类系统性失效，医院的违法施工与管理混乱，使竖井未封堵、疏散通道狭窄等空间短板长期存在。但本质上放大灾害的，是系统层级监管漏洞（如施工监管、消防验收等形式化）与应急处置中的信息延误、操作失误，体现了防灾系统中“监管-操作-应急”链条的断裂，物理风险因基层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及相应监管不彰而持续，最终爆发。
这些案例说明空间短板往往承担着“引燃”作用，而系统短板则在时间维度和组织维度上放大灾害，两者叠加构成“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的多层级放大链条。
抑制城市防灾系统中的“短板放大器”效应，需要从系统性补短和整体韧性建设入手，通过规划、监管与技术协同形成阻止短板联动与放大的结构性条件，阻断短板耦合与放大路径。其次，构建基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区域风险评估与短板识别机制，将防灾纳入城市更新、街区改造和高层建筑整治的空间规划环节，形成“空间—设施—治理”一体化的风险管控体系，减少短板在空间上的聚集与耦合。再者，推动跨部门风险治理，通过多方数据整合，实现对风险链、应急资源和设施运作时的状态的实时感知与协同调度，以降低“信息短板—操作短板—应急短板”之间的级联故障概率。最后，提升社区自组织能力与公众参与度，使基层单元能够在日常运行中主动识别短板隐患、开展基础性防灾准备，并在灾害初期形成有效的自我响应。
暂勿论何种起火源头，还是建筑材料使用及监管存在的薄弱环节、维修安全生产漏洞、街区尺度火灾防范的挑战，拟或动用了该城区如此大规模消防队伍与给水设施救灾的凝重，火灾发生证实了“宏福苑”是香港当下被拂去灰尘的“那个最短板”，找到这些“最短板”，采取各自适宜的措施，是城市安全与防灾的最主要工作，灾害经验表明1%乃至1‰的短板往往才是城市灾害点火的发动机、致灾体和放大器。
据GDDAT，过去15年仅自然灾害，我国年损失水平大致在GDP的0.3-1.28%。从香港大埔火灾看我国进入城镇化稳定发展期的城市，经历了加快速度进行发展期沉淀下来的隐患与短板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城市安全与防灾的最关键问题。
近几年城市工作中发现，除了消防隐患之外，我国仍有3-10%的抗震不设防城市房屋，正常使用下多次发生房倒屋塌事故的城中村自建房(2023年有测算表明，21城符合“城中村旧改”规模达到9.3亿㎡)，短板房屋是大规模灾害的致命隐患，城市建设用地中位于抗震不利和危险地段、洪涝用地和高风险地段、地质灾害防治不到位地段的，仍有一定存量，危化品重大危险源的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空间防御与管控仍面临艰苦挑战……
防灾设施特别是关键基础设施不时暴露出应急保障能力欠缺问题。供水管网老化、超限服役、部分管材差、平均漏损率高，水压偏低达到0.4-0.6Mpa,平时即安全保供水平不高，灾时应急保障能力极难乐观；2024年海南遭受“摩羯”台风袭击，电力系统不仅暴露出部分骨干网架损坏重、恢复慢等问题，水厂等保底对象也暴露出应急保障不到位的防灾基础设施弊病，应急通信外，民用通信系统防灾能力弱叠加当前生产生活的高度依赖，也成为影响灾后恢复的重大瓶颈；23.7北京特大洪涝灾害中门头沟地区109国道暴露出的生命通道设防不当、端端不畅、节点不强等更是“致命”现象，类似综合管廊的建设难，城镇化稳定发展期关键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提升在多个角度仍处于继续破题阶段。
因此城镇化稳定发展期，城市安全防灾系统健全周期下的韧性城市建设，拟或城市韧性维度下的城市安全防灾规划建设重点需要回归初心，需要更坚决地落实习同志开创的新时代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基本思想，解决好下面几个基本问题：
一是坚持把风险短板纳入规划永不间断。没治好的灾害源、危险源，脆弱的承灾体，保障服务差的防灾设施，具有类比事故脆弱特征的高暴露街区，灾难性致灾体，脆弱群体等，在持续规划建设时关注保留的那个目录，每次缩短一些，就能从根本上不断降低人员受伤或死亡和经济损失。
二是坚持“中灾正常、大灾可控、巨灾可救”的城市防灾基本目标。工程设防为基础、防灾设施为重点、空间防御为保障、应急救灾为补充是城市防灾系统的基本构成。空间防御的重点任务是找到重点设防与防护和应急保障与服务对象，做好应急避难、医疗、消防、指挥、物资等服务布局，融合应急供水、交通、供电、通信等基础设施保障布局，打造强韧的空间防灾系统。
三是不断探索完善用地安全的规划管控与治理。用地防灾选址和安全布局一直是规划行业关注的重点问题，作为重要空间治理措施的灾害风险区是最近几年国土空间规划中安全与防灾的焦点之一，探索灾害致灾风险（Hazard）线的评估、划定和管制仍需要坚持完成。灾害源致灾体的防护空间，蓄滞洪、涝水调蓄、灾害效应缓冲等容灾空间，非工程措施纳入防灾效用和长期治理的适灾空间，灾后救援、避难、救助等场所需要的服务空间，是传统规划防灾设施用地、防灾功能复合廊道等基础上的防灾空间新面向，是治理灾害风险的“新型工程措施”，与当前城市更新的切合性更强，今后可能会产生需采取多种措施达到抗灾设防标准的“复合设防空间”。
四是空间治理和灾害治理的相互促进是城市更新发展的可用动力。新形势下，城市更新是一个长期任务，而灾害治理中的防灾能力系统性提升也无法一蹴而就，数十年尺度的长周期效应在许多国家都得到了体现。日本的防灾街区整备、大地震特别举措等，美国的HMGP（Hazard Mitigation Grant Program）、BRIC（Building Resilience of infrastructure and community）、PDM（Pre-Disaster Mitigation）、FMA（Flood Mitigation Assistance）等长期专项支持举措，成为了都市更新、社区治理、关键基础设施平灾水平一致性提升的关键动力。我国城镇化稳定发展阶段，由于我国城镇化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各类设施进入性能衰退期也有着非常明显的阶段波动特征，城市更新需求和防灾需要空间与时间上高度切合，探索中国式的两者相互成就路径愈显迫切。
城市安全防灾的底线和短板仍是“十五五”期间和2035年前灾害治理的重中之重，城市安全与防灾的工程与空间系统也依然是城市韧性建设的基石，工程设防和空间防御是城市中国土安全防灾的物理维度，以灾害致灾风险区为核心风险防治要素，防灾设施和防灾空间为核心效能要素，风险控制线为核心管制要素，灾害重点防御区和灾害重点防御工程为核心治理要素，稳固基础，优化增量，形成刚性、弹性和韧性相配合的空间安全秩序，实现和保持多水准防灾目标下的诸阶段、各环节性态要求，形成新时代国土空间设防、布局、管制和治理的城市安全与防灾系统，以建立国土空间安全价值，实现可持续发展。
[1]政府各部门全力应对大埔五级火警，大埔火警特别通知，大埔五级火警，加开临时庇护中心和跨部门援助站，教育局公布大埔五级火警相关安排，
[3]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GB\T 51327-2018，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9.
[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城市消防规划规范GB 51080-2015,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5]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2022 中国计划出版社2023.
[6]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建筑规划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 中国计划出版社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