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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恐怖事件是基于某种政治目的，以生物性和化学性物质，通过一定的方式对人群进行攻击，导致人的失能和死亡，以达到引起人心恐慌、社会动乱之目的而进行的罪恶活动。”
9月5日至7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中国工程管理论坛2008”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隋杰博士给“生化恐怖事件”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据隋杰介绍，近年来地铁慢慢的变成为恐怖事件的易发地。在国际国内各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我国很多城市发生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加大。如果处理不当，不但会造成人员财产损失，甚至会演变为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隋杰认为，地铁在运行过程中，若发生紧急状况，除了要专业的消防和医疗救援外，快捷、准确的信息辅助支持服务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隋杰认为，一套有效的生化应急信息系统主要应提供事前情景分析、报接警、快速毒物识别、人员疏散、医疗机构接诊能力评估以及人员、车辆和物资的调配等。
其中，事前情景分析是预测各种态势的产生，并比较分析可能产生的影响的过程。充分和正确的事前情景分析是应急预案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的重要基础。
以1995年日本东京地铁的沙林毒气事件为例。它包含了几个使事态向某一方向发展的要素。一是在多个而不是一个地铁站同时释放毒气；二是未能及时、正确地判断毒气事件，使救援部门没能控制毒气蔓延到其他站台，进而感染了现场救援人员、地铁站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三是个别乘客将带有毒气的塑料袋踢落到站台上，使站台上候车的乘客受到了感染。
为此，隋杰假定，如果在某时刻北京某地铁站台中部，从某疑似物中突然散发出刺激性气味，并不断向站内空间蔓延，已导致部分人群产生恶心、流泪等症状，极少数离疑似物较近、症状较为严重者已倒地挣扎，这将会引起人群恐慌，部分乘客会因拥挤和踩踏引起外伤，部分轻伤和中等伤势的乘客会自发地坐出租车或步行向最近的医院求救，无受伤迹象的乘客可能会选择去医院，也可能自行回家。
此时地铁站工作人员正在竭力引导大家镇静地转移。如果他们意识到了危险，而且地铁公司也配备了相应的防护措施和防护服，工作人员的安全很可能就会得到保障。与此同时，消防人员也已通过各种信息渠道得到报告，立刻启动相关预案，调动资源开展救助活动。消防救援人员如果意识到可能的危险，也会调动特种救援车，穿上防毒防化服，携带特种设备到现场救援。医疗救援人员也会接到通知待命。
“在这一过程中，每个环节都存在二次感染的危险。因此，在应对方面，首先要对恐怖事件发生时的相关情形和开展救助时的部分重要信息进行分类、细化和整理。”隋杰说。
1995年的东京沙林毒气事件，由于消防救援人员在开始时将事件误判为爆炸火灾，没有佩戴空气呼吸器而引起中毒。等化学机动中队检测出有可疑毒气时，已经晚了，共有135名消防队员受到伤害。在医院进行救护的部分医生和护士也出现了轻度中毒。警察厅在3个小时后才得知是沙林毒气，但此时已造成二次污染。
据此，隋杰认为，根据已有的症状和反应，快速地确定毒物范围，是实施救援很重要的信息支持。
2007年，北京市应急办牵头完成了《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制定工作。预案依据轨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会造成的危害程度、波及范围、影响力大小、人员受伤或死亡及财产损失等情况，由高到低将突发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4个级别。
一旦发生生化事件，能否正确地调动相关力量，能否采取比较有效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在第一时间正确地进行分级。而分级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进行快速毒物识别，从而准确地判断受感染的人数和规模。
此外，当此类事件发生后，消防部门接到电话报警时，应该系统性地进行智能辨识、判断，并通过GIS（地理信息系统）显示报警地点和周边地图、交通状况、就近医院分布状况等相关信息。完善的接警系统能帮助接警人正确引导报警人提供准确、完备的现场信息，同时也为消防救援人员尽早采取比较有效的行动提供第一手资料和参考，减轻消防救援和医疗救治的压力。
人员疏散则包含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地铁站到地面的疏散；第二阶段是从地面到附近医院的自救疏散；第三阶段则是政府有关部门的救援阶段。其中，就第一阶段而言，隋杰认为，关键是控制踩踏受伤率。这一方面有赖于科学的方法，另一方面则依赖于地铁站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此时的人员疏散问题是一个涉及建筑物结构、应急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建筑物内人员的行为等多种因素的复杂问题。
据隋杰介绍，近年来人员疏散模型的研究发展非常迅速。截至2005年初，已有超过50种人员疏散模型在各类文献中被介绍。另外，地铁公司在人员疏散方面也可以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如在地铁内用显著的标志标明出口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并在其网站上贴出毒气出现时乘客逃离的一些注意事项。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很看重应对事件，但目前我国的应急管理技术支撑体系仍显薄弱。”隋杰说。
以北京市为例。从硬件上，北京市负责生化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消防局已经配备了国内最先进的特种消防设施，包括防化救援特种车、防毒防化服和各种器材等。从软件上，北京市也制定了相关的预案。然而，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需要各种先进的技术与方法的支持。
“虽然生化事件是小概率事件，我们还没有很多经验可供参考，但跟着社会局势的变化，我们也需要在这方面作好充足的准备。”隋杰说。
她认为，目前我国应急体系的薄弱之处大多数表现在：基础信息平台建设滞后；专业部门的数字化监测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预测预警能力不强；用于核、生物、化学等有毒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监测、检验的特种高端技术装备不足；缺乏完善的生化应急决策支持系统等。
